作者： Beenish Ahmed现为 ThinkProgress 报道国际事务。
翻译和整理：留学兔子
“枪击事件发生后，人群走上街头投掷酒瓶、石块。他们砸碎橱窗，打砸抢掠。近年来，贫民区频繁发生这样的暴力事件，也是意料之中。”
是不是听起应景？但实际上，以上的情景却是来自于1964年刊登在《纽约时报》上的《警方触怒贫民区》（Police the Target of Ghetto Wrath）的文章，显然已是半个世纪之前的往事。骚乱的起因，是一名休班警察在纽约曼哈顿枪杀了一位十五岁少年，这位少年名叫詹姆斯·鲍威尔（James Powell），这个少年是一位黑人，而警察是白人。
枪击事件发生前，鲍威尔和他的朋友们在一栋公寓楼附近游荡，遭到公寓管理员用浇水管驱赶，双方因此起了争执。当时正在休班的的纽约市警察局警官托马斯·R·吉利根（Thomas R. Gilligan）迅速参与了此事。尽管事件细节已不可考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他最终开了三枪：第一枪是警告，第二枪击中了鲍威尔的臂动脉，最后一枪击中了胸膛，刺破了他的肺，将其置于死地。少年的葬礼结束几小时后，《纽约时报》是这样描述
“几千名黑人上街暴动，穿过哈莱姆市中心”。
在 “哈莱姆暴乱” 中，有1人丧生，超过125人受伤，约500人被逮捕，近700家店铺被摧毁。其后，六十年代诸多与詹姆斯·鲍威尔遭遇相似的人，而由此类事件引发的暴乱更是不计其数。
很多人会在夭折的詹姆斯·鲍威尔身上看到特雷沃恩·马丁（Trayvon Martin）、泰米尔·赖斯（Tamir Rice）、迈克尔·布朗（Michael Brown）、艾瑞克·加纳（Eric Garner）以及弗雷迪·格雷（Freddie Gray）这些最近种族冲突事件主角的影子。与格雷案有关的六名警察现在正面临刑事起诉，但是至始至终，警察败诉的结果并不常见：
1964年9月，吉利根被陪审团判定无罪。尽管目击证人证明鲍威尔当时只是手握一瓶啤酒，而不是像警官所宣称的那样手持刀具，无罪判决依旧维持原状。
在詹姆斯·鲍威尔案之前，还有一起 “哈莱姆六人”（Harlem Six）案。1964年年初，有六名黑人为一群掀翻了水果摊的孩子抗议，即使水果店店主都已经声明黑人们与此事无关，这六人依然被警察逮捕，还被施以拳脚。这样的事情，一直在发生。
美国警方对黑人的暴力史已经大白于天下，而这一切都与美国人在高中课本上书写的历史大相迳庭。美国人课本里的民权运动，是激动人心的演讲和沉默不语的游行；然而现实社会，期待着美好未来的黑人同胞却在被当街枪杀：这种待遇，并非因为他们使用了暴力或者大声游行，只因他们是年轻的黑人，活在破败的承诺之中。
俄亥俄威斯理大学的迈克尔·W·弗莱姆（Michael W. Flamm）教授正在写作一部关于1964年哈莱姆暴乱的书，他说：“鲍威尔枪击案是一起决定性的事件，美国的监狱爆发危机就是因为此案引发的” 弗莱姆还补充，枪击案以及随后的骚乱事件，促使约翰逊总统借施行 “向犯罪开战”（War on Crime）法案之机，颁布了更为严苛的刑法条款，进而更加激化了警方与非裔美国人之间的矛盾。
从鲍威尔案到格雷案的这51年间，最为明显改变也许是词语上的。“黑人” 如今被称为 “非裔美国人”，“贫民区” 现在已经变成 “城区”（urban areas）和 “内城”（inner city）。1964年，《纽约时报》的措辞还是 “示威游行演变为一场暴乱”，甚至还要强调这场暴乱是 “由集会引起”。而现在，媒体对于是否该将这场抗议活动称作 “@暴乱、@起义，或是 @骚乱” 犹豫不决。
毕竟，这可是在反对“一名无辜青年惨遭杀戮的暴行”啊。至于前面为什么要加个 “@”，请别问我。
我得承认，我自己也是通过新媒体时代的社交方法（在线）获取了詹姆斯·鲍威尔案的相关信息。回溯去年11月，达伦·威尔森（Darren Wilson）在弗格森的迈克尔·布朗枪杀案中被判无罪的那个晚上。
“至关重要的，我们是一个建立在法治之上的国家。”
判决宣布后，奥巴马总统在电视讲话中这样说道。“这个决定只有大陪审团能做，我们必须接受这一点。有些美国人赞成这个结果，有些美国人对此失望至极，甚至无比愤怒。这些反应我们都可以理解。但我要与迈克尔的双亲一道，请求反对此决定的人们保持冷静。”
就在此时，我在微博上看到有人引用了文学家詹姆斯·鲍德温（James Baldwin）的一段话；上个世纪，他为种族问题写下了不少洞彻而有力的文章。这段话是这样说的：
“每一次发生贫民区暴动时，上流社会都会发出 ‘尊重法律’ 的虚伪呼吁。这种腔调是如此可憎，因为法律本该是我的仆人，而不是我的主人，更不该是虐待我的人，杀死我的人。以美国黑人如今的社会地位，要我们尊重法律，无异于让我们放弃自尊。”
在奥巴马继续喋喋不休的时候，我搜了一下鲍德温的这句话，找到了一篇他发表在1966年七月《民族》（The Nation）杂志上的 一篇文章。从此，这位作者的话就一直萦绕在我脑中 —— 因为一直以来，类似于詹姆斯·鲍威尔案的事件频繁见诸报端；而最近，人们又在为弗雷迪·格雷之死引发的巴尔的摩骚乱而大声疾呼。
“当有人手握撬棍，准备撬开房门进去抢掠时，他们并不是在抗议什么，” 奥巴马如是说道。“他们不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，他们只是在偷盗。当他们烧毁一幢大楼时，他们犯下的是纵火罪。他们是在破坏自己家园的商业和机遇，是在剥夺附近人们的工作和机遇。”
而对于如何控制哈莱姆不断发酵的不满情绪与动乱，当年鲍德温在与华府官员的谈话中也曾提到过这些 “机遇”。“我会发现，也在试图耐心解释，为什么美国黑人无法成为劳动市场的一部分；他们的工作，几乎都是那些最下贱、最粗重的。而这些工作岗位正在被自动化机器所取代。” 这位土生土长的哈莱姆人写道。“而且，黑人们的教育条件，不论南北，几乎仍然都是被隔离的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从生到死都被安放在一个低人一等的位置上，学习着这个地位上 ‘应该有’ 的举止。而日后要彻底改变这些，是非常困难的。”
“因此即使有的机遇，由于以上的原因，真正能把握住这些机遇的也是极少数；还有一个原因在于，不论什么人种和肤色，那些愿意冒着疯狂和心碎的危险去追求几近不可能机会的人，也总是极少数。”
现在看来，至少奥巴马在对巴尔的摩抗议的言论中勉强承认了这些事实：
“我们不要再自欺欺人，以为体制是公平的；我们不要再自欺欺人，以为一切都安然无恙；我们不要再自欺欺人，以为我走过的这条艰难之路，任何人只要足够努力，也一样能够走过。”
奥巴马本人正是鲍德温所说的 “有色人种中极少数” 的典型例子，他成功地完成了这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。但即便如此，他自己早年间所经历的不公，在如今他的最后一个总统任期中也依旧存在。
鲍德温也获得了成功。他拥有小说家、诗人、剧作家和散文家的头衔；他的短文集《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》（Nobody Knows My Name）也是畅销书，销量逾百万。但他也没能躲开那些充满种族色彩的鄙陋目光，即使是移居巴黎以后，他也写下了这样的文字：“不论是我，或是我的家人，都没有完全离开 ‘那种环境’。”
“这也意味着，” 他继续写道，“我以我的血肉铭记，那些黑暗的日子，我最亲爱的人承载的那些创伤，恃强凌弱者带来的那些惊雷与烈火，被唾面侮辱的那种惊恐畏惧。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，那些双眼漆黑的人，匍匐在地的人，委身于最底层的人。”
“我亲眼见证，也亲身忍受过警方的暴虐，不止一次 —— 但当然了，我无法为自己证明，” 鲍德温写道。“我无法证明，因为警察局自己监督自己，只对自己负责。”
鲍德温呼吁开放警方外部监督，呼吁对犯罪指控进行正式审判，而非陪审团裁决，这些呼吁至今余音绕梁，但也常被忽视。因此，当马里兰州检察长玛丽莲·J·莫斯比（Marilyn J. Mosby）在周五宣布将起诉六名非法逮捕弗雷迪·格雷的巴尔的摩警察时，旁观者们一片欢呼（六名警察中，有一人甚至面临二级谋杀指控）。
莫斯比呼吁那些身在巴尔的摩，以及全美各地的示威者们保持冷静。诚然，这个请求已经被政府官员们提起了太多次，不论他们的肤色如何。但至少，她展示出了重整法律的决心 —— 正如詹姆斯·鲍德温所言，法律是仆人，而不是主人。
“致这座城市里的年轻人：我会以你们之名，寻求正义，” 莫斯比在新闻发布会上如此表示。“此刻意义重大。此刻属于你们。作为年轻人，我们的机会就在此刻。”
留学兔子
牛津大学MBA
出生在海岛小镇玉环，求学在杭外，毕业香港中文的新闻学院。后就读牛津大学的MBA管理学硕士；伦敦教育局、英国文化大使馆“100位英伦校友”之一。现在随家人定居于浙江杭州。在教育行业执教5年时光，管过学校，做过校长，当过记者，教育女性观察者。
所授学生遍及北大，牛津，哥伦比亚大学，纽约大学，多伦多大学。喜欢年轻人，喜欢植物、气球和冰淇淋，感念，生命的每一段时光。
2016年，留学兔子和她的一位牛津学长，两位常青藤大学前任招生官，三位现任招生官，以及众多的大学生朋友们，创办了“棉心教育”和“留学兔子”两个微信平台，将继续为中国的很多留学家庭，送去第一手的留学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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